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2500字

　　《中国文化史导论》是钱穆先生继《国史大纲》后，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之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其中，民族和国家这一命题，钱穆先生前后用了三章的篇幅加以探讨，这其中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实的考量。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农耕文明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威胁与挑战，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举起“科学”和“民主”大旗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西化思潮严重。面对国家风雨飘摇而不知去处，国民漠视先祖而淡忘来路的困境，钱穆先生挺身而出、奋然著书，希望唤起国人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温情和敬意。《中国文化史导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的第二章《民族融合和国家凝成》中，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进而提出了“民族融和”即是“国家凝成”的主张。从夏商周到先秦时期，民族如何融和，国家如何凝成？凝融为一的民族与国家，在当今风起云涌的时代又该何去何从？作为大学生，又能做些什么？这些都是笔者在拜读钱穆先生的这篇著作中的第二章《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时的一些思索。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二章的开篇，钱穆先生即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

　　钱穆先生在本章中解释了华夏民族的起源地。在春秋时，中国民族的主体，常称为诸华或诸夏，据有些学者的意见，二者很可能原指其居住地。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而夏则为水名。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可能是指在今中国河南嵩山山脉西南方向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让我们联系起地质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该区域平原广阔、气候适宜、水源充足，华夏民族有优越的环境优势与得天独厚的农业基础，并孕育出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

　　到了夏商周时期，中国大地上小国众多。《庄子·天下》曰：“（大禹）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载诸大夫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篇》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众多的国家与融合初期的民族存在一定的联系。目前学界对此的看法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金景芳先生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邦国的血缘性特征，一派以姚政先生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邦国的地域性特征。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这两派观点并非全然对立，“从邦国早期的发展轨迹和邦国内部的社会结构来看，作为国家总称的“邦”在早期具有非常明显的血缘性特征，但随着“邦”从血缘特征逐渐向地缘特征转化时，其内部结构和整体性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其大意是，夷狄进入中原并采用华夏文化，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采用夷狄文化，他们就成为了夷狄。可见，孔子认为华夷之辩的关键在于文化。钱穆先生也在书中对其评述道：“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別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可见中国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并非狭隘的血统、地域之争，而是以“华”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和以“夷”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之间的文化之辩。因此无论是西周的分封建国还是秦统一天下，都向僻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传播了中原文化。秦朝不仅废分封、设郡县加强了中央集权，还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这也正是秦汉时期实现国家与文化的大一统、民族融合阶段性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以文化的开化程度与先进水平划分“华”与“夷”之后，文化的同化使得民族逐渐融合。《孟子·滕文公上》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意思是，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文明去改变蛮夷的，没听说过被蛮夷改变的。此处所提出的“用夏变夷”，即以中原文化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变”也就是中原农耕文化对于僻远部族的文化同化与转变，结果则是僻远的“夷”部族被成功同化成中原的“夏”民族。由此可见虽然“华夷之辩”强调文化区分民族，但是“用夏变夷”则有强烈的以华夏族为文化中心的观念，这也正是华夏族依托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出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一种观念体现。而从上古至先秦时期，中国民族以华夏族为主干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部族融和，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的事实也证明了华夏族文化的先进性与同化力。

　　秦朝建立，“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等措施破除了文化交流的阻碍，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主建构与主旋律，成为古代中国一线相承的文化脉络，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华夏族是中国的主体，中国又是天下中心，即为世界，“王天下”既是统一中国，又是统一世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就已经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世界的观念里，所以“民族融和”即为“国家凝成”。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宣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再次回归了传统的历史文化意义上国家独立和民族统一的“大一统”格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等条款。钱穆先生对于民族融合第四时期的预言不假，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之成功即为中国另一全盛时期的先兆。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这是钱穆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选择，也是我们青年一代应有的时代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种族问题随着全球化浪潮日渐成为国际问题，如何在新时代的发展命题下维护好国内各民族团结的上下一心之局面、共面国际种族问题愈演愈烈的困境是我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所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心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我们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建设更美好的祖国，建设更美好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