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3000字
记得小的时候就知道这部著名的书。以前记忆中的书名是《西行漫记》，知道是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的记录。直到今年73周年国庆节期间，才有幸认真读了这部大作，才真正有了仿佛置身1936年的陕北，置身于革命洪流中的感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读着读着，这句林则徐的名诗，就那么自然的浮现在脑海中。
一、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的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但一直以来都叫作《西行漫记》。直到这次读了这本书中的“中文重译本序”，才知道了原委。
原来是1937年10月，本书英文版由伦敦一家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11月已经发行了5版了。而作者这个时候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
在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后，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
原来，“红星照耀中国”，是按照英文直译的原名；耳熟能详的“西行漫记”，是在1937年那个困难环境下，为了能够出版、采用的“信达雅”的意译。
读到这一段，才反应过来：这本书的来源是斯诺1936年6月-10月在陕北的实地见闻和采访；中文版的出版是1937年全面抗战已经全面爆发的上海。
以前只是在历史书、影视作品中，大概知道整个抗战、长征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历史。读到这的时候，才发现如此强烈的带入感，立刻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随着斯诺采访的不断深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个伟人、一个个普通红军战士、陕北老百姓的身边。
二、去陕北路上的“宁静幽美”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镜头”，是斯诺在从西安去陕北根据地的路途中。“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宁静、幽美和满足。”
这段蓝天白云下、潺潺小溪边的宁静、幽美，让人想起之前在西藏昌都去检查基站的路上，当地的习惯是早上出发的时候带上干粮和水，中午饭就在草地上席地而坐，也是在蓝天白云下、宁静的草原上，远处还有三三两两的云朵似的羊群的场景。
相信作者一是有感而发，记录下当时那一刻的美好；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把这一刻的宁静幽美的感受，与后面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般的革命热情作一个对比吧。
三、伟人的“初印象”中的“奢侈品”
斯诺是先见到的周恩来，再见到的毛泽东。从一位记者的职业敏感的角度，记录了初见伟人的第一印象。对于我这个读者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两位伟人不约而同的“奢侈品”。
周总理：“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毛主席：“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现在的我们，是完全无法想象最高领导人的起居环境竟是如此简陋的，哪怕是在遥远的陕北年代。或许，这也是我们的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根本原因中的其中一个？
四、斯诺的疑问和解答
本书的一开头，斯诺抛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来说明他的这一趟红色之旅的起源。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
这些问题，在现在看来早已有了历史答案，早已见证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但是在1936年，在斯诺去陕北之前，相信这些问题，也是全国、全世界，也是远隔时空的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红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更吸引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不顾一切的投入这个事业？
直到看完全书，这些问题的答案、30年代的实时的答案，通过斯诺的描述，呈现给了全世界，也呈现给了以后若干年的读者们。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相信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想法，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踔厉奋进的最本质的内生动力。
百年前，革命先辈们从无到有，用鲜血、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从此中华大地开始屹立世界东方。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冲刺的路上，一定也必定会像先辈们那样，努力奋斗，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