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密码读后感6000字

　　最近看了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这本书主要回答了“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后来，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类似的问题还有“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2005年，钱学森在温家宝总理看望他的时候，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理群之忧”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道出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

　　一、书的核心观点

　　《科学革命的密码》是如何回答“李约瑟之谜”的呢？

　　本文与西方有“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西方文明独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和产权契约精神等经典解释不同，该书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最大动力。而没有任何社会需求比得上人类在集体性死亡面前产生的求生欲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这一集体行动——国家竞争体系之下的激烈的军备竞赛，导致中央集权的行程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包括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

　　同理，也是通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内高压强下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争，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引爆了工业革命。

　　该书通过对我们古代兵器和火药产生以及我们近代火炮武器落后的社会背景对比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谁先发明了欧式几何，而是谁先产生了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社会需求的缺乏，使得最先发明火药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革命。就像恩格斯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近代科学是热兵器战争的产物，正是欧洲“国家竞争体系”下基于火药—火炮的残酷而激烈的国家生存竞争，和赢得军备竞赛的巨大压力与社会需求，才导致了欧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

　　二、书的具体内容

　　第一，该书分析了“李约瑟之问”的经典回答里存在的挑战和逻辑自洽的问题，指出法治精神和产权契约精神并不是“科技革命”爆发的本质原因，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相伴产物。

　　比如，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政府，是“战争资本主义”倒逼出它的对立物，即“战时共产主义”，即要么采用“打砸抢掠”的战争资本主义方式，加入欧洲列强这种“富国强兵”游戏的这种模式，要么采纳秉承“公平社会原则”的战时共产主义来推动工业化发展（计划经济模式是维系这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必然制度安排）。

　　第二，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动力（第一动力）肇始于十字军东征，而非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十字军东征的副产品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是由十字军东征的“打砸抢掠”精神孕育出的黑社会商业精神。

　　乌尔班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通过诉诸这种普遍性“仇恨原则”，把一盘散沙的欧洲重新组织起来，以树立罗马教廷在分裂的、各自为政的欧洲封建城邦国家体系中的绝对政治权威，实现基督世界对外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绝对征服和统治。

　　西方现在常常冠以的十字军精神并不是十字军东征的真正精神内涵，十字军东征的产物是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和整个社会的去道德化。文艺复兴时期，妓女和私生子现象泛滥，梅毒与性病传播，谋杀、行贿受贿和贪污腐败横行，文艺复兴的精神是“一切皆可以买卖和等价交换”的世俗精神。文艺复兴起源于基督世界的宗教堕落，而不是宗教自由；起源于人性泯灭，而不是人性升华。因为文艺复兴把社会道德清除得干干净净，所以，资本主义才诞生在彻底去道德化的西方社会形态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日欧洲在二战以后开始的道德主义反思，其实是自己当年过度的道德堕落的一种反弹，却被西方中心主义者将其作为西方自古以来就具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制高点向全世界其他文明与落后国家兜售。

　　书中指出，文艺复兴的艺术繁荣背后的原因是国家力量赞助，就像我们诗词歌赋的登峰造极也是统治阶级的“喜好”造成的。科学家和科技成果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背书。比如，达芬奇和伽利略的作品和成果是因为有贵族赞助。真正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相应的经济基础——“国家重商主义”的推动。

　　第三，远洋探险与全球殖民运动，是十字军圣战精神和文艺复兴黑社会资本主义精神在国家暴力机器推动下的自然延伸。

　　由亨利王子肇始的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运动，彻底改变了人类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只有工业革命才能替代和摧毁亚洲的贸易体系，只有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规模化大交换和由规模化统一大市场均摊的极低成本（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才能以更加廉价的产品价格和更加统一的质量标准摧毁中华商业帝国的万里长城，打破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龙头地位，从而彻底取代和瓦解亚洲高度发达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正如今天全球制造中心向亚洲的转移和中国的再次崛起，正在使得文艺复兴500年来由欧洲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开始瓦解并被亚洲取代一样。

　　谁垄断了海洋，谁就垄断了全球贸易和全世界财富。当年欧洲崛起的第一步，是把穆斯林赶出地中海；第二步则是通过国家主导的武装远洋探险，绕过中东穆斯林垄断的贸易枢纽，切实找到通往亚洲财富中心的海上“高速公路”——海洋。第三步，北欧国家通过全球特许垄断大公司与西-葡两国争夺亚洲贸易主导权，导致一系列的海战和“军事革命”。第四步，引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哥伦布、伽马、麦哲伦的环球探险行动，与郑和七下西洋相比，不是“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二是“海盗、掠夺、征服”与“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价值观的区别，是“宗教圣战”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哲学的区别。

　　欧洲人利用了他们与东方文明之间巨大的贫富悬殊和科技知识差距以及这种差距所带来的巨大“后发优势”，如果没有亚洲贸易中心的存在和阿拉伯与东方文明的存在，中世纪欧洲的崛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些认为仅仅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传统就能够在宗教改革后的“民主、自由、人权”下导致欧洲崛起的流行历史观，可以说是无稽之谈。

　　第四，通过海权时代和“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揭示了欧洲军事能力（尤其是海战能力）在国家竞争体系下的跨国军备竞赛和海外殖民地争夺而大踏步提升，逐步形成对发达亚洲贸易秩序的支配和垄断地位，完成对东方文明肌体的蚕食、碾压和超越。

　　国家竞争体系的军备竞赛和跨国商业竞争，一方面需要先进的武器和科技支撑，推动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进步；一方面也需要巨大商业利润才能支撑，倒逼演化出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模式，以及“全民皆兵”和“全面皆商”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

　　国家暴力依托重商主义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实现了向全球投射其军事实力和商业触角的能力，通过垄断海上贸易汲取全球资源，由此创造出一个能够取代亚洲贸易体系的新全球市场秩序，并继而通过这个秩序支撑起欧洲国家内部的精细劳动分工和基于对东方产品实现“全面进口替代”的产业链升级。

　　“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有多种方式：战争—财政、宗主国—殖民地三角贸易大循环、军工复合等等模式，解决了“黄油和枪炮”或者“利润与兵力”并行不悖的国家生存难题。最终，“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最终指向是“战争⇄科技”循环加速器——它是孕育“科学革命”的摇篮。

　　最后，揭示欧洲国家竞争体系下的激烈军备竞赛，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导致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的化学革命的爆发。

　　基于火药的军备竞赛直接导致了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的爆发。炮弹初始速度足够的快，他就可以回到发射点，如果没有空气阻力，它就会一直绕着地球运动下去。伽利略地面力学、开普勒天空力学、牛顿万有引力，其实都是从炮弹力学开始。因此，经典力学就是炮弹力学。同理，化学科学就是爆炸科学。其中，牛顿经典力学的思维模式是推导和演绎，化学革命的思维方式是归纳和实验。

　　火药传入欧洲以后带来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对于技术炮弹轨迹计算的数学需求，促使人们去“激活”和“发现了”古希腊科学。古希腊只是工具手段，而不是反过来。是伽利略研究纲领的内在需求“发现”了古希腊，而不是古希腊数学公理体系的“自然演化”产生了伽利略力学革命。同理，是爱因斯坦研究纲领的内在需求“发现”了黎曼几何，而不是黎曼几何本身的“自然演化”产生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假如没有现成的工具，伽利略们也会花力气去“制作”和发明它们。

　　因为战争、科学、技术同商业争霸之间可以高度互动的原因，尤其是因为火药—火炮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致命武器的传播和这类武器对国家组织与财政实力提出的要求，使得自文艺复兴后“军事重商主义”立国的欧洲王室对科技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国家需求”，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国家层面的“思想市场”及“传播平台”。国家力量的参与，也同时为满足王公贵族的审美需求，创造了欧洲的艺术市场，比如油画、雕塑、歌剧、芭蕾、钢琴、提琴等等。

　　随着欧洲国家间竞争的深化，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性质及脑力劳动分工的要求，这种由统治城邦国家的贵族和王公贵族提供知识产品市场与组织科学知识生产的方式，逐渐由完成中央集权政治变革的国家用正式的研究机构、大学和科学学会所替代。

　　无论是艺术还是科技的创新，都需要有社会压力和竞争来刺激需求，由国家力量来创造“平台”以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及回报。

　　总之，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不是因为缺少“自由”，而是因为缺少足够频繁的对外战争，缺少来自对等实力国家间的激烈军备竞赛与残酷商业竞争，缺少“卧薪尝胆、枕戈待旦”的争霸意志。

　　三、书说得有道理吗？

　　军备竞赛的需要，推动了军事科学的发展，军事科学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一般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武器技术的提高。在这个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再加上商业（军火贸易）这个要素，便形成了西方国家在军火工业方面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它由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推动着欧洲和西方军火工业的创新、研发、资金回笼，并由此引爆了军事科技革命。

　　该书质疑了经典解释的合理性，然后用大量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结论，把需求的牵引作用摆在了首位，中国“不需要”产生科技革命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写作风格很分散，理论逻辑推演内容不多，罗列了大量的事实素材，导致理论深度不够，事实型信息内容描述太多，研究性和学术性打了折扣。

　　总体上，该书提供的思路是值得学习参考的。

　　四、书带来的启示（我有什么收获，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科学革命。将科学革命简单地归功于西方的“理性、民主、人权、自由”，而忽视科学产生背后的功利主义动机与治国之道，恰好是西方流行历史观制造出来的神话和“话语权”。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这种流行历史观和科学史观的奴隶。

　　科学这把征服大自然和生物的双刃剑，需要强大的征服欲，这与十字军东征产生的基督精神相吻合。而伊斯兰教、儒教、印度教，不具备这种征服精神和基于这个精神而建立的国家竞争体系，就需要外界带来的生死存亡压力和强大的组织内生变量。

　　第二，工业革命。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究竟在哪里爆发，将取决于哪个国家掌握了世界纺织品市场的支配权。因为纺织品这个全球市场规模最大、收入弹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新兴产业规模化大生产的最佳切入点，将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的最重要可贸易商品——纺织品转化为由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规模量化提供”的产品，才有规模化大市场，才能匹配规模化大生产的成本，才是叩开工业革命大门的钥匙，从而获得了世界大市场和巨额利润，才能维护其海上军事和商业霸主地位。

　　第三，成功经验。曾经的世界霸主荷兰更加注重商业和金融，商人利益至上；而英国更加注重制造业，工人利益左右政府政策。美国自建国以后，首先是利用军事重商主义完成对欧洲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的追赶并在19世纪末成为制造业大国以后，才开始在20世纪慢慢实现对欧洲在数学和科学理论方面的追赶。

　　世界霸主不但要足够大，还要足够强，不仅能够打败世界上任何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且能打败第二和第三强大海军的联军。贩卖军火是欧洲500年来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兜售给落后国家的军火都是自己需要淘汰的过时技术，却能用落后国家的巨大市场来补贴自己军火生产的高昂成本和吸收过剩产能。

　　第四，回顾过去。中国古代的国家力量长期侧重于人文、诗词和琴棋书画，而不是数学和物理学，这与中国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长期处于和平统一、丰衣足食、厌恶战争、维系社会秩序的状态有关。明朝没有向外掠夺，是因为不需要，不在于闭关锁国，而是当时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比中国还要富裕的地方值得明朝朝廷花费巨资去争取经济回报。

　　中国因为长期缺乏一个由相似文明构成的、多国林立的国家竞争体系环境，缺乏来自具备对等实力的、旗鼓相当的国家和文明的军备竞赛、商业竞赛和相互学习机会，以及各种资源的相互流动，从而像一个缺乏对手的孤独博弈者和棋手一样，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粉黛红尘和琴棋书画中安居乐业，逐渐消磨了战争意志和国家能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它长期维护大一统的能力，它的国家意志便有可能在受到外部对等力量的强大冲击下苏醒，再次产生一种进取的“时代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召唤下复苏醒来，进入一个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新时达。

　　第五，面向未来。今日中国，敢于面对来自超级大国美国的竞争压力，是中国必然崛起的外部条件。面对这种极限压力敢于维护中国的大一统和继续改革开放发展战略，是中国的规模经济对于美国的绝对竞争优势。

　　只有当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通过国家主导的基于某种形式的“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了工业化并进入工业化支撑的福利社会，以人类基本道德为基础的全民平等参与的政治福利体系，才变得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福利制度的建立，首先要求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消灭国家和国家边界这个工业化的强大工具和梯子，从而彻底终结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以来所演化出来的跨国军备竞争、恶性商业竞争和保利国家资本主义。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说：“西方赢的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其实，西方人并未忘记这一事实，只是希望掩盖这一事实，然后用普世精神来麻痹非西方人。

　　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果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对等条件，那么就必须等待所有落后国家，凭借自身在对抗西方殖民主义战争中所锤炼出来的钢铁般国家意志，和符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制度设计，完成自己的科技与工业革命以后，再邀请西方坐回谈判桌来，讨论如何公平地结束这场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已经耗时900多年的“文明冲突”吧。

　　最后，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要敬畏规律，发现规律，学会和运用规律，学会按规律办事，不要被表象蒙蔽，要准确了解事情是非曲直，全面客观分析问题，让其“是其所是”，然后系统辩证分析，最后恰到好处运用。

　　熊彼特说：所谓“资本主义新精神”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社会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

　　尼采说：“我们需要历史，为了生活和行动。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