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读后感1500字

　　《跌荡一百年》是吴晓波“中国企业史”系列的重要一部，时间跨度从1870年洋务运动起步，直至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大多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政治家往往占据舞台中央，知识精英次之，而企业家则常被置于“可有可无”的配角位置。吴晓波试图找回这个“失踪”的阶层——企业家，通过还原他们的历史轨迹、分析其作用并进行辩驳，重新梳理中国社会进步的内在逻辑。

　　作者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中寻找企业家的身影与声音：洋务运动启动时，是怎样的资本与人才组合推动了变革？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之际，是谁守护了南方的商业繁荣？立宪成为共识时，谁在背后积极推动？辛亥革命爆发，又是谁维持了市井的稳定？“五四”游行背后，谁提供了支持？军阀混战时期，谁曾一度执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抗战爆发，是谁保全了重庆的安全，转移了国家最后的生机？新中国成立后，谁率先响应号召参与公私合营？在“五反”与文革中，谁默默承受了命运的审判？

　　百年风云，沧桑巨变。曾国藩的安庆兵工厂已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仅余一座冷清的博物馆，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只剩下几台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成了时尚会所。张謇与他的南通大生集团，已成历史烟云；荣氏兄弟在无锡的梅园依旧花开，他们的工厂早已成了工业遗迹；陈嘉庚的故事，仍在集美与厦大延续。

　　这些名字，我们或许耳熟能详。但还有人记得范旭东吗？他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称号。虞洽卿呢？他的“沉船战术”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穆藕初，那个最懂棉花的企业家，昆曲只是他的闲情。张公权、郑观应、卢作孚……他们都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驱。

　　历史已成定局，前朝可作镜鉴。我们该如何评价慈禧垂帘、光绪维新、载沣摄政、孙文共和、袁世凯篡权、蒋介石北伐、张学良易帜、蒋经国打虎、国民党败退？他们是否都为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大义？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胡雪岩、盛宣怀、周学熙、杜月笙、黄金荣、孔祥熙、宋子文？他们真的只是一群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奸商”吗？

　　百年中国，始终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无论政治如何动荡，企业精英始终在参与国家重建与民族复兴。然而，作为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形成制度与文化的惯性。晚清时期，国营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挤压，最终加速了帝国的崩溃。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同样严重侵蚀国家治理。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干扰、中央集权对商业精神的压制、官商文化对企业生态的扭曲——这三种现象，自洋务运动以来，如影随形，即便在百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仍未完全跳出这一循环。

　　民族性中对权威的崇拜、对集权的渴望，在建国后不断强化，最终酿成一场浩劫。至1976年，中国已是一个封闭、僵化、几乎与世界经济隔绝的计划经济体。也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悄然酝酿。

　　近日两则视频令人振奋：山东面条厂手工打造飞机，四川民企研制超音速导弹。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某种合理性。政府应疏导而非阻塞，不宜乱扣帽子、乱贴标签，而应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胸襟，尤其应鼓励民间创新活力。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重新评估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已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全球经验表明，对权力的贪婪与寻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若无制度约束，任何政权都难以避免道德与经济的双重崩溃。

　　荒谬，唯有在被质疑时才有意义；人类，因反思而得以延续。对一个国家而言，每一段历史都是国民的共同选择。历史如我们亲手缝制的衣服，一旦穿上，便难以脱下。正如易卜生所言：“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唯有冷静，我们才能接近真理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