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读后感2000字

　　询问不同的学者应如何打好史学基础，我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治思想文化史的先生会强调打好史学理论基础，阅读中外史学理论和哲学专著，方能奠定一生研究的理论高度和深刻性；我的启蒙老师强调历史文献学功底，告诉我应阅读前四史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古代史和历史文献有基本认知；主攻经济史、研究视野十分宽广的老师会告诉我，知识背景与思维锻炼才是做好学问的基础，除了专业书之外，只要是有益之书，可从图书馆的A到Z自由挑选。谈论治史方法论的书目已有很多，学者们也各有心得，而作为一个对什么都好奇的学生，我认为史学史也是一个入门之径，学习历史专业是不可能回避史学史的，学习史学史除了上选修课和读教材，可以读一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这一本性质特殊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集，看看每个历史转折关键节点的历史学者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眼中的“史学史”。

　　王学典、陈峰两位先生在全书的开篇就写道：“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中学与西学相互激荡产生空前创获的时期。”中国的历史学也在迅速变革，上承以乾嘉学派考据学传统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吸收西方近代史学成果，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的学术争论、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显学、80-90年代实证主义史学复归和国学复兴，中国史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活跃在民国、建国初年和80年代以来的史学家们作为历史亲历者和评论者的声音，显然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一、乾嘉学派与经世致用：史学的永恒争论

　　乾嘉学派已经具备了一些近代史学的特征，“实事求是，重视客观，要求证据，不尚空谈”的精神，似与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有所相似，齐思和1949年发表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甚至认为乾嘉时期的史学已经走上了纯科学的路，方豪在《民国以来的历史学》中思考为什么乾嘉学派具有近代史学特征和科学精神：①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与部分开明的士大夫交流，他们开始主动演习西洋数学和历学，初步了解了西方近代治学方法；②这些士大夫大多积累经学、史地、金石基础，讲究实证，进行家学和师友之间的传承，由是渐渐开启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③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和考古发现相互促进，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关键基础。

　　然而，或许是因为民国时期史语所和实证主义史学占据主要地位及8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史学的复归，史学家们才会推崇具有相似治史精神的乾嘉学派。同样的道理，考察道光之后的经世致用思潮，魏源、龚自珍等人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讲求边疆地理，研究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这种实用和功利的精神，又与后来民国时期的史观派相通，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开始就致力于为当时动荡的社会寻求解决方案，鼓舞了社会改革和抗战热情，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世致用者的身上找到了相似的精神。

　　综上所述，乾嘉学派与实证主义史学、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实因相通而展现前后关系，再往前追溯到“汉宋之争”，“求真”还是“致用”的争论从古代延续到近代乃至今天，是中国史学永恒的话题。

　　二、史学家的回望：历史学的当下价值

　　王学典先生写道：“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哪些历史学术成果是有价值的，只能说站在无数个当下才能评判，前人的“当下”也变成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当下”最终也会变为后人的“过去”，今天看来是不易之真理的东西，在未来甚至不知会被如何评价。

　　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学人视角来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可只要稍稍往后推二三十年，就发现“刘歆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伪造那么多经书”简直荒谬可笑，为了变法将孔子肆意涂抹更是为史学家所耻笑；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新史学”为民国学人眼中将历史学独立出经学、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的振聋发聩的开端，“四弊二病”、“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在当时引发了无数人深思，可历史学家齐思和在20世纪40年代时，认为梁启超对西洋新史学认识只是依据日文转译的西方教科书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通俗读物，不能代表西方史学界研究方法和理论趋势，肤浅空泛，分不清通俗著述与研究著作，空洞地号召国内学人研究通史，观点十分幼稚；而30-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如吕振羽、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先生，都曾在当时引领风潮，可他们对中国历史分期探讨的机械、教条、削足适履，一样为80年代以来的学人所批判，现在看《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一书中叶蠖生、刘茂林、叶桂生这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在30-40年代抗战和解放战争亲历者的角度所书写的史学评论，也会认为颇有瑕疵。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当时富有创新精神、不同凡响甚至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和成果，甚至连一百年的稳固都无法保证，仅二三十年之后的学人，就会发觉其材料、思想来源、论述方法的漏洞。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西方史学史的范畴内，19世纪盛极一时的兰克史学，也被认为是“从史料考证入手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但依赖直觉，有可能造成意识形态歪曲，引起政治偏见……普鲁士学派的政治哲学也起源于兰克原理，为德国在欧洲扩张，以便对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控制的合理性进行辩护”，20世纪上半叶非同凡响的年鉴学派，同样被后来的文化史转向、后现代史学所冲击，。当代中国的史学，同样也不是“最终形态”。

　　所以，历史学的价值，更多在于每一个终会成为过去式的当下。梁启超“新史学”的价值在梁启超的“当下”，梁氏预言不到民国时期的史料派和史观派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同样，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学习“过去”的史学史预测史学发展未来，唯一真实的是基于当下的一切趋势，这就是历史学的一个面向——“当下之学”。